世代为国守边的镶黄旗义州佐领之后、复旦大学毕业生、左联成员、1933年加入中国的地下党员、张学良将军的机要秘书、起草西安事变新闻、浴血抗日战场、开国少将、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指挥所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部长……很难让人想象，这一系列每一个都堪称传奇的事迹，都出现在一个人的简历之中，这就是新中国铁路事业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原铁道兵副司令员郭维城将军。

  不忘初心，在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郭维城将军的生平，也许反映的正是那一代中国人为了国家富强所作出的非凡努力。

  值此中国人民铁道兵建立六十五周年之际，笔者采访到将军的女儿郭梅女士，请她从个人的角度，对父亲做一回忆，遂成此文，以飨读者。

  记得我刚上中学会说几句英语了，回到家里就卖弄地用英语问候起父亲来，没有想到他不但听得懂，而且用流利的英语和我进行了对话。我真没想到，像我父亲这样一个新中国成立前带兵血战日寇，新中国成立后常年带着铁道兵部队在深山老林中风里雨里跑工地的人，英语会如此熟练。原来，父亲当年读大学时都是英语授课，也常常被要求用英文写作文，年轻时打下的好底子，终身受用。上马杀贼，下马露布，或许便是父亲身上的独特魅力。

  我的父亲郭维城有幸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他1933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法学院，获学士学位，是当时我军不多的高级知识分子之一。他具备一个优秀军人的所有特质，坚决果断，雷厉风行，不畏惧任何困难，从不抱怨艰难困苦，同时也绝不阿谀奉承、拍马溜须。他更是一个坚定的中国党员，中学时期就开始有效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从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员。在他的一生中，从不贪图荣华富贵，不追求高官厚禄，不论他受到多大委屈，遭受多大挫折，他从来就没动摇过信仰。

  父亲1912年8月出生于辽宁省义县一个富裕的有文化的满族家庭。在老家念完初中后，他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到了沈阳东北大学附属高中读书。高中时期，他阅读了大量的普罗文学作品。17岁读高二时，他自任主编并撰稿，联合了几位同学，主办了在东北广大师生中极具影响力的普罗文学刊物——《冰花》杂志，受到时任满洲省委书记同志的重视。

  他在东北军期间，还创办过《平凡》《时事特刊》等刊物,宣传抗日救国，并招收进步青年学生,组成了一个“长虹剧社”,以文艺演出形式进行抗日宣传。

  在我印象中，父亲常年记日记，并且是触景生情，提笔即可写诗作赋。他曾经有那么多的工作笔记和生活日记，书架上、柜子里到处都是，遗憾的是在“文革”中都毁掉了。在进入老年之前，他的报告、发言稿都是他自己亲自动笔起草。父亲写了一手好字，经常有人找他题字写匾。他的记忆力还特别强，他带我们到名胜古迹去游玩，见到一些古人辞赋，转身便可将全文背诵下来，让我惊叹不已。

  父亲在东北大学读二年级的时候，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他和许多东北学生一起扒火车来到北平，在燕京大学借读。他在这里参加了左联，后来听说上海的革命氛围更好，他就经过考试转学到上海复旦大学法学院上学。父亲在复旦大学加入了共青团，1933年转为党员。

  父亲是1955年的开国少将，也曾经在东北军中担任少将政务处长，他与张学良将军和东北军的缘分，又是怎样建立和延续的呢？

  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父亲两次被特务抓捕，在没有暴露身份的情况下，均由各界上层社会关系保释。1933年，父亲提前修完了学分获学士学位，得以提前毕业。就在这时，党组织通知他，特务又要来抓他了，让他尽快离开上海到北京去，在那里等候组织联系。当时北京正处于之中，地下党受到严重破坏，根本和党组织接不上头。父亲听说东北军内党组织比较活跃，正巧东北军在北京招收大学生，他就请原东北大学校长王卓然给他写了推荐信，经过考试进入时在武汉的东北军总部，任办公厅科员。

  张学良命他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翻译一篇发表在《》上的回忆录，内容是一位英军将领率军征服南非的经过。这篇文章涉及很多当时特定的历史、地理、人物，父亲费了很大劲儿才翻译完这篇文章。他把译文送给张学良后，张看了表示非常满意。

  张学良对我父亲的印象很好，很快就把他调到身边当秘书了。10月初，东北军总部到西安后，张学良又让我父亲任他的机要秘书，负责会议纪要、新闻发布、起草文件兼管其函电等。

  父亲一米八的大个子，喜好网球等运动，身材魁梧健壮，浓眉大眼，两条眉心中间有一个小肉痣，就是老百姓说的“二龙戏珠”。有一次，我父亲给张学良送文件时，张忽然说道，小伙子，你是读书人，是个知识分子，可你的眉宇间展示的完全是一个军人的气质啊。

  张学良为改造东北军适应抗日需要，1936年6月在西安南郊的王曲镇创办了军官训练团。父亲参加了第一期干部连受训。干部连共120人，都是经过张学良亲自用尽心思挑选的，准备毕业后充当东北军的各级骨干。父亲在训练团是“半工半读”，参加学习的同时，还要给张学良整理讲话稿。张学良在第一期训练团发表了《中国出路唯有抗日》的演说，第一次公开了他主张抗日的决心。父亲便帮助他把相关的文章汇编成《抗日理论与实践》一书，供广大东北军官兵阅读。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周年时，父亲还帮助张学良将西安举行纪念会活动的很多材料收集起来，编成取名为《“九一八”五周年纪念特刊》的小册子发到东北军部队。

  同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早7点钟左右，张学良派自己的专车将我父亲接到新城大楼，要他参加起草新闻稿，准备发消息，同时命令他接收《西京日报》和西安广播电台。父亲将《西京日报》改名《解放日报》，第二天正式出版，最先刊登张、杨八项主张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同时西安广播电台也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如实报道了西安事变，有力地宣传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团结抗日的思想。

  1940年，在重庆召开战地党政会议，鲁苏战区司令长官于学忠将军派父亲前去参加。会议期间，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专门召见了父亲，招呼他在对面就座。他询问了鲁苏战区东北军的情况后，还关切地问起父亲的家眷情况，并以名利相诱，想说服父亲到重庆工作，说是要委以重任。

  当时的父亲，虽然只有28岁，却已颇受于学忠将军重用。1940年，他被任命为鲁苏战区总部少将政务处长，后又被任命为代理秘书长。蒋介石不知道我父亲1933年就是员了，怎么会受他的拉拢呢？父亲以前线战事为重，婉言谢绝了蒋介石的邀请。

  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一年。8月3日，父亲协同特别党员、东北军111师中将师长常恩多率部起义参加八路军。在起义的过程中常恩多师长不幸病逝，父亲秘不发丧，克服了种种困难，率领官兵2700余名、家属300余人，携带大量和轻重机关枪、迫击炮、平射炮、战马84匹和20余部电台进入山东根据地。父亲任山东军区新111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在抗日战争时期，这种以师建制的起义在全国几乎绝无仅有，对反动派反人民政策是一次沉重打击。

  1942年10月，为迎击马上就要来临的日军大“扫荡”，父亲率独立团、特务营3连掩护新111师机关、干校，由滨海前往鲁中隐蔽。不意日军制造假情报，声东击西。10月27日，日军纠集约1.2万余人，分12路，构成直径约35公里的包围圈，在大炮、飞机、大量骑兵配合下突然合击，我方部队、民兵和群众8000余人，陷于日军合围中。

  父亲查明部队被日军包围后，决定抢占有利地形南墙峪山区制高点悬崮顶，白天坚守，夜间突围。经过整整一天异常艰苦的残酷战斗，终于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并在当地老乡的帮助下，趁着夜色成功突围。这次反“扫荡”战斗,我军共伤亡100多人，毙伤敌人500余人。日军准备抢粮的十几辆汽车，全部用做运死尸和伤兵了。战后，山东军区通报嘉奖，指出这是一次成功的反拉网突围战例，新111师独立团以少胜多，粉碎了敌人诡计。

  在抗日战争中，父亲逐渐成长为我军一名出色的军事指挥员。不过，父亲没想到，很快他就会接受新的任务，这也是他后半生的事业。

  奔赴修铁路的第一线年春，中央决定在延安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父亲任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山东代表团团长。赴延安开会途中，由于日本无条件投降，大会不开了。根据中央命令，代表团到达濮阳时,父亲随、、滕代远等立即转赴东北。

  1945年10月，父亲到达沈阳，先是担任嫩江省副主席兼秘书长。“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广袤的东北大地上要想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一定要尽快恢复铁路运输。11月14日，人民政权接收了伪齐齐哈尔铁路局,父亲即被任命为齐齐哈尔护路军司令员兼齐齐哈尔铁路局局长。

  日本投降后，东北的铁路状况非常差，特务、日伪残余和地痞土匪同流合污，大肆破坏和抢劫铁路设备和运输物资，铁道、车站、通讯设备及各种设施被破坏得千疮百孔。怎么样才能解决护路、抢修、运营等铁道战线的诸多问题？父亲主要采取了两个办法来解决“老革命遇到的新问题”。

  一是注重自身学习，他除了主持护路军和铁路局的全面工作外，尽快熟悉铁路专业。他不仅学会了开火车，还学会了上指挥台当调度；不仅掌握了修路、铺架等方面的基本技术方面的要求，还熟悉了如何组织铁路运输方面的工作。

  二是充分发动和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调动原铁路局老知识分子及旧职员、广大工人兄弟和战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父亲每接管一处，都要在路局的旧职员和老知识分子及铁路工人中不断召开大会小会，讲形势，讲任务，揭露的腐朽黑暗，宣传的英明伟大。在护路军内部，父亲经常组织并且开展竞赛活动，评先进，选劳模，让广大干部战士都为抢修铁路出点子、想办法。

  自从在东北进入铁道建设工作之后，父亲就和新中国的铁路事业结下了一生一世的不解情缘。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东北铁道兵团4个师约2万多人相继入朝，在抗美援朝初期完成了抢修铁路和粉碎敌人“绞杀战”等任务。1952年底，指挥过诺曼底登陆的美国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为打破朝鲜战争僵局，他发出冒险的叫嚣。

  为了应对美国准备利用海空优势在朝鲜蜂腰处登陆的阴谋，毛主席亲自作出紧急抢建铁路新线的部署——新建一条东西向的横贯铁路线，将几条纵贯铁路线串联起来，保证作战物资的供应和作战部队的机动，这就是为反登陆作战必须抢建的全长129公里的殷（山）龟（城）铁路。周恩来亲自提名父亲率部入朝抢建这条铁路。他到朝鲜当地考验查证回国后提出：一是要上部队，二是工期可否缓至1953年5月。

  中央很快答复说：同意上部队，但是工期不能缓。限令：“一月入朝，二月开工，四月完成。”周恩来指示：“部队除已下令调4个师外，同意再增加两个师，但工期不能缓，要赶在敌人前面，做好反登陆作战的备战工作。”父亲当即表示：“这样，就是站着进去，躺着出来，也要坚决完成毛主席和祖国人民交给我的任务。”

  1952年12月，郭维城被任命为中朝联合新建铁路指挥局局长，朝鲜人民军金相仁少将任第一副局长。除了志愿军的6个师和朝鲜人民军的1个铁道旅，父亲还从衡阳铁路局及其他路局带来了30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修铁路要事先进行定线测量、设计、绘图等前期工作，但在朝鲜战场只有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工程技术人员都一致认为不可能这样修铁路，父亲反复做工作，最后终于忍不住发了脾气，把手枪拍在了桌子上，厉声说道：诸位，这是战争！

  最终，测绘人员被分成了三个分队，日夜加班。白天野外测量，零下30多摄氏度，水平仪冻得不灵，就在三脚架下挂一个罐头盒做的小炉子，边烤边测。晚上，集中到一起画图搞设计。就是这样，往往还跟不上趟，施工部队的同志坐着催要，图纸刚画完，战士就拿了往回跑。紧紧张张一个月，终于完成全部施工设计图纸，平均每天是3.9公里。

  父亲夜间听取汇报、审查方案、计算用料，白天就去跑工地。未解决睡眠严重不足的问题，他让司机把自己绑在吉普车的座位上，汽车在满是弹坑的道路上颠簸飞奔，父亲就左右剧烈摇晃着大睡。在时间短、没有制空权又要隐蔽战略意图的情况下，在天寒地冻、缺乏机械、土石方量巨大（300万方）、需要大量架桥（平均不到1.5公里就有一座桥梁）等异常困难的条件下，父亲带领铁道兵部队与严寒、敌机、冻土、坚石、激流进行了奋不顾身、争分夺秒的顽强搏斗，提前一个月突击建成这条新铁路，创造了现代战争史上的新奇迹。

  1953年3月31日凌晨3时，龟城至殷山间铁路胜利建成通车了。奋战60天、提前一个月实现了毛主席“一月入朝，二月开工，四月完成”的战略决策。汉城美军电台曾惊呼：“共军火车天外飞来！志愿军是什么奇迹都能造出来的，龟城至殷山铁路原估计两年才能修通，没想到这样快。”龟殷线万土石方的任务，可以堆成一条高、宽各一米绕朝鲜半岛一圈的围墙。毛主席知道龟殷线提前一个月修通，在敌人醒悟过来之前建成，特别高兴。他说：“只要准备好了，胜利就是我们的了。”

  1953年11月，军委决定成立志愿军铁道兵指挥所，父亲被任命为司令员，负责指挥所有继续留朝的各铁道兵部队，继续修复朝鲜被破坏的铁路旧线，又修建了德八线等铁路新线。美国空军发言人慨叹“中国在修复和建设铁路和桥梁方面表现了不可思议的技巧和决心，他们是世界上最坚决的建筑铁路的人”。为了表彰父亲修筑新建铁路的功绩，父亲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一级国旗勋章。

  父亲领导的这支部队，后来成为中国人民铁道兵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中国的铁路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从铁道兵建立的第一天起，父亲就是一名铁道兵战士，他指挥了铁道兵绝大多数重大铁路建设工程。直到1982年12月6日，国务院、颁发文件，作出铁道兵并入铁道部的决定。1986年底，由父亲任组长、临时党委书记的铁道兵善后工作领导小组，把曾经朝鲜战场洗礼、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过卓越贡献的铁道兵部队移交给铁道部，并妥善解决了部队遗留的很多问题，结束了中国人民铁道兵的光辉使命。

  时值铁道兵部队成立六十五周年之际，看到今天纵横国土的高铁，不禁让人浮想联翩，若父亲得知今天新中国铁道事业的成就，不知道要多高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