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农民们要将一大官枪决马上电令：刀下留人
1949年，正在收拾南下的东西，外面的警卫员给他带来一则消息，要见他，放下手中的活计，着急忙慌的去找。
看到来人，将头从书本中抬起来，利落的将书放在一旁，叮嘱道：“到广东后一定要找到莫雄......”
1934年9月，中央苏区只剩下了七八个县城，当时任职中华全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的陈毅用一句话来形容：当时苏区的狭小地域“拿梭标一捅都能戳穿”。
9月下旬，蒋介石又在庐山牯岭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制订了最后“围剿”红军的“铁桶计划”：调集150万大军、270架飞机、200门大炮，以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的新战术，从四面八方形成包围圈，架起30多道铁丝网，构成严密火力网，组织几十万大军逐步向瑞金推进，包围半径距瑞金150公里。最后将红军主力压迫到很小范围进行决战。
这次的庐山军事会议经由蒋介石进行闭幕词的致词，一想到未来的功业，他信心百倍地说：“现在‘剿共’大业已握胜券，望各方负责人积极执行会议的决策”，“毕其功于一役!”
参加本次会议的200多名将领被他的话点燃了激情，拍手拍得手都快红了，在场唯有一个人显得格格不入，他不在为蒋介石慷慨激昂的话所感动，而是在担心红军的命运。
此人正是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其实，按照正常的程序来说，莫雄应该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的资格，可是莫雄管辖的赣北第四行署是德安地区，庐山正在其中，二来莫雄与蒋介石关系特殊，所以他才被允许破格特邀参加。
莫雄和蒋介石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呢？可以说，莫雄是蒋介石的“救命恩人”，可是，双方之间的关系又不是这四个字能简单概括的。
1922年北伐军兴师讨伐军阀吴佩孚时，蒋介石任职大本营参军兼粤军第二军总参谋长，负责的乃是大本营留守工作。
一次，桂林附近山区“土匪”集体出动，几万多人包围大本营，蒋介石不幸被困在城中，手忙脚乱中他急忙拍电报向粤军第四独立旅求援，当时莫雄是该营营长，在看到这封求救电报时，莫雄二话不说，拼死带着部队将蒋介石救了出来，就此，两人接下了情谊。
刚刚认识蒋介石的时候，莫雄对他的好感值比较高，莫雄在回忆录中提到：“他(指蒋介石)赢得了众多革命党人的信任，甚至尊重，认为他是个年轻有为的将才。”
可是，没过多久，蒋介石就将自己铁血政治手段展示出来，这样的想法和莫雄的思想是相悖的，也因此，莫雄对他离心离德。
1925年，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遇刺，粤军的一些中高级军官也受到了牵连，蒋介石找准这个机会，趁虚而入，逼迫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下野，夺得兵权。
那时的莫雄已经是粤军中将师长，可是，他所属的部队竟然被蒋介石以“反革命军队”的罪名缴械，莫雄无处可去，只得被迫逃往澳门。
经此一事，莫雄由从之前的对蒋介石有好感，变成了政治上完全不再信任蒋介石，这也成为了他日后向情报组织靠拢的基础。
五年后，莫雄在上海碰到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宋子文也顺水推舟做了个顺手人情，直接给了他一个“财政部视察”的挂名闲差，莫雄每个月领取300元高薪，日子相当于办退休的状态。
刘亚佛乃是地下党员，更是鲁迅先生撰写的《纪念刘和珍君》中刘和珍的哥哥，莫雄担任粤军十一师师长期间和刘亚佛相识，只是，当时他对于刘哑佛的身份不知情，只是认为这是一个可造之材，所以将其任命为师政治部主任，两人共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师就被蒋介石缴械，自此两人完全失去了联系。
两人在几年之后还能相遇，这可真是可遇不可求。两人凑在一块闲聊的时候，刘哑佛也没有闲着，他先是对莫雄的境遇和思想了解一番，思考许久后刘哑佛发现莫雄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便向莫雄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之后，刘哑佛更是介绍莫雄结识了地下党员严希纯、项与年、卢志英等人，并与中央特科搭上线，最后更是成为特科的重点统战对象。
在往后的岁月里莫雄回忆：“他们（指党员）常以革命道理来开导我。向我介绍苏联十月革命，介绍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打败了十四国联军的侵略的情况，并向我宣传中国的革命纲领。”
在和的相处之下，莫雄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转变，说做就做，莫雄很快就向严希纯提出要求申请加入中国。
严希纯很快就将他申请加入中国的消息汇报给组织，结果，没多久，上海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李克农就给予了他答复，严希纯也将这个结果告知莫雄：“你（指莫雄）是革命的老前辈，孙先生的忠实信徒，你参加的请求党是欢迎的。组织上认为你在中资历老、社交广。因此，为方便工作起见，以暂不参党为宜。”
就这样，莫雄继续在中待着，可他却一直在暗中帮助，只是，他一生都没有加入。
对于莫雄能获得蒋介石的委以重任，莫雄在回忆录中书写：：“在私交方面，我与蒋氏表面上是较融洽的，我每次去见蒋，侍从室的人极少刁难。”
莫雄的儿子莫栋梁也对这个结果进行过分析：“在蒋介石的眼里，莫雄就是一介武夫，能打。在粤军的时候，蒋介石和他合作过，几次硬仗都打下来了。但他不知道我父亲思想的变化，以为这些人是没有脑筋的。”
当然，蒋介石也不是一开始就让莫雄参与这么重要的任务，实在是因为莫雄给过蒋介石完美答卷。
莫雄在宋子文手底下担任税警总团团长期间，曾经在淮徐地区成功剿匪，这件事蒋介石一直记在心里，也成为了莫雄被委以重任的重要原因之一。
牯岭军事会议是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即便是《蒋介石年谱》中也没有具体提到这次会议，只对其进行了粗略记载，在1934年9月20日之后的秋天，在庐山召开整军会议。1934年10月4日，蒋介石与杨永泰等人离开庐山去武汉视察。
这次的军事会议其实很难查实，即便莫雄进行口述回忆录，也已经是在几十年之后了，那时，他对于时间的记忆已经比较模糊了，只能说：
“1934年10月初（一说9月下旬），我奉蒋介石密令上庐山参加秘密军事会议。”
莫雄之所以对这次的会议记忆深刻，还在于此次会议传达的“铁桶计划”给莫雄带来了极大震撼。
这份“铁桶计划”策划得非常严密，仅仅是阐述文件摞起来就有几斤重，内容涵盖了：军的“剿匪”总动员令、各部队战斗序列、兵力部署、进攻路线、作战图表以及蒋介石的“剿匪守则”等。更可怕的是，每份会议文件都打有蓝色的“极机密”字样，并按名单编号存档。
除了之前所说的150公里半径的包围圈外，蒋介石还有更加详实狠毒的最后决战计划：一俟包围圈完成，各“围剿”部队每日向瑞金中心推进7—8华里，每推进1华里布上一重铁丝网，每5公里筑一道碉堡线，碉堡的设置使他们的火力构成极为严密的交叉封锁网。
为了防止红军突围，蒋介石更是计划配备1000辆军用卡车快速运送部队实施机动截击，目的是在1个月内将中央苏区的红军彻底消灭。
为隐蔽作战企图，计划还要求12个师的先头部队在大包围圈还没完成之前，全力在苏区四周抢占地盘，不断同红军保持纠缠，用假象造成红军判断失误，以达成“铁桶作战”的突然性。
“会议打算开一个星期，但才开始两天，因其计划规模之巨大，各项布置之细微，阴谋之毒辣，已使我暗自吃惊！”莫雄每每回忆到此，都会忍不住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最阴险毒辣、规模巨大而又布置周密的军事计划！与以前的四次‘围剿’，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若此计划得以实施，则红军的处境不堪设想！”
对于这次的会议，莫雄已经知晓其中的厉害，他必须帮助传递出消息，否则，这将对他们形成巨大的打击。
所以，牯岭军事会议一结束，莫雄就带着全套的“铁桶计划”下了山，并马不停蹄地连夜赶回德安司令部。
大半夜的，莫雄刚进入司令部大门，立刻召集了几个核心部门的负责人进行开会，而参加会议的自然都是地下党员：刘哑佛，这时的身份是赣北第四行署专署主任秘书；“剿共”保安司令部主任参谋是卢志英、情报参谋是项与年，
当时蒋介石给莫雄签下委任状的时候，为了表达对他的信任，让杨永泰给了他行署和司令部的两份空白组织表以及三千元大洋，也就是说，莫雄能自己“搭班子”。
蒋介石的这一做法正中莫雄下怀，不过，他也知道不能表现得太过明显，他在和杨永泰的时候，还装作满腹牢骚的模样：“让我当两个官，可是一个人也不给我。我在南昌一个人也没有，要找得到上海去找。”
杨永泰未曾发现他的小九九，还以为他说的是真的，便想都没想直接答应了下来。
得到应允，莫雄立刻回到了上海，然后立刻联系刘哑佛和项与年等人：“假如你们信得过我莫雄，请你们派些员来与我一起干吧。我当司令，你们来当我的部下。蒋介石要我‘剿共’，我却要剿蒋。”
能够直接打入敌人内部，这样的机会是真的可遇不可求，思及此，上海地下党组织按照计划而行，就这样，上海地下党组织安排了十几个人，表面上看起来，这是行政和军事体制内的机构，实际上，里面乃是由组成的。
莫雄任江西赣北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后，在地下党组织的操作之下，当地的红军伪装被莫雄“击溃”，实际上他们早已毫发无伤的转移到另外的地方去了。
当这封“捷报”传到蒋介石那里时，蒋介石本人还蒙在鼓里，为此还通报表扬了莫雄：“传令嘉奖，考成第一”。
这次的功绩，让蒋介石对于莫雄的信任度更上一层楼，更促成了莫雄参加这次会议，而这次会议内容也被莫雄传了出去。
刘哑佛他们很显然不能做主，事关重大，他们赶紧将这份“铁桶计划”被紧急送往中央苏区的党中央。
《莫雄回忆录》中描述了送情报：“由项与年同志将此全部绝密文件带到南昌我司令部后方办事处。在那里将文件的主要部分用薄纱纸密写抄录，然后由地下党同志藏在鞋底，化装成老百姓千方百计地送上瑞金。同时，他们又发电报给党中央，将庐山会议制定的‘铁桶围剿’计划这一绝密情报向党中央汇报了。”
刘哑佛、项与年和卢志英三人进行了商定，一来，中央苏区一带的百姓大都是客家人，而项与年会讲客家话，最重要的是，项与年拥有最为丰富的地下斗争以及临敌处置的经验。
当然，他们不可能直接将“铁桶计划”原封不动地带出去，否则到时候敌人一搜一个准，三人连夜把情报上的敌兵力部署、火力配系、进攻计划、指挥机构设置等要点用密写药水逐一写在4本学生字典上，一直到天亮时才将整个“铁桶计划”密写完毕。
随后，他们对于敌情做多元化的分析，终于找到一条最为快捷安全到苏区的路线，项与年就这么扮作教书先生，带着绝密情报出发了。
不过，他这一路上也并不安全，在路上，他为了不被发现，从地上抓起一块石头，狠狠地朝着自己的面门拍了下来，顿时血流如注，他的四颗门牙混着血沫被他吐了出来。
之后，他再出现已经是双腮严重肿胀，面部狰狞，并且头发杂乱，衣服破烂不堪，不论是远看还是近看都是乞丐模样，他忍着疼痛将4本密写字典藏在满是污秽的袋子里，上面还放上乞讨来的发馊食物，赤着双脚下了山。几百年沿途敌军哨兵见了，也只会将他当作真正的乞丐，捂住鼻子将他赶走。
就这样，红军提前开始历时两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如果红军没有提前得知“铁桶计划”，可能会付出更加惨烈的代价。
1949年，正在收拾南下的东西，外面的警卫员给他带来一则消息，要见他，放下手中的活计，着急忙慌的去找。
看到来人，将头从书本中抬起来，利落的将书放在一旁，叮嘱道：“到广东后一定要找到莫雄，莫雄是我们党的老朋友、老同志，无论他过去犯过什么罪，都要安排他工作。”
1951年英德土改时，当地农民并不知道莫雄暗中为党工作多年，只以为他是本乡的一个大官，所以，在土改工作组的支持下，上书省委，要求把莫雄押解回乡进行批斗，然后对其执行枪决。
眼看着莫雄就要命悬一线，他在的老朋友及时出手。抗日战争时期曾和他并肩战斗的古大存，当时任职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政法委主任，听到这一条消息后为莫雄极力申辩。
之后他又怕自己说话作用不够，古大存又直接给打了电话。听了之后整个人都震惊了，马上电令“刀下留人”，这才把莫雄保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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