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与年为抗战与儿子失散20年再相聚儿子成共青团安徽省委书记
1952年，建国初期时任安徽省委的曾希圣下乡搞农村情况调查。一天夜里，曾希圣正巧与时任安徽共青团省委书记的项南住在一个屋内。
两人在炕上聊天的时候，曾希圣忽的发现眼前这个年轻有为的项南很像一个人。接着曾希圣突然很兴奋地问道：“你小时候去没去过上海？”项南惊了一下回到：“不只去过，我还在那里生活了好久。”
曾希圣一听，更加兴奋紧忙又问道：“你还记得当时住在上海啥地方么？”因为毕竟那是已经过了二十多年的事了，项南被这突然一问，愣了一下子说：“容我想一想。”
曾希圣又问：“那你还记得你父亲是干什么的？”这时项南模模糊糊地说：“我父亲好像是跑生意的。”这句话让曾希圣想到为何项南要用到好像呢？这说明项南父亲的行踪很神秘。曾希圣此时心中更加坚信自己心中的答案。
就在曾希圣还在思考的时候，项南忽然想起了上海的住址，他说道：“想起来了，我当时是在上海法租界维尔蒙路德润里24号住过。”因为这个地址当时就是位于上海地下党活动的地址，曾希圣便彻底确定项南的父亲就是自己的老战友梁明德。
但是一个姓项，一个姓梁，为何会是父子关系呢？这就需要从20世纪30年代说起了。在那个战火连连的时代，不仅战场上会有血雨腥风，还有一个没有硝烟的战争，那就是从事情报工作的地下党员们。
因为一直潜伏在敌人之中，时刻都面临着死神，再加上蒋介石搞得“”，更是让地下党处在危急之中。所以这样一个时间段，有很多地下党同志为了隐蔽自己的身份，经常要改变自身装着和姓名。
而项南的父亲梁明德，正是当时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他的原名叫项与年，又名项廷椿。1896年出生于如今被誉为红色之都的福建连城县。由于那时候处于晚清时期，多年的战火侵袭，很多普通人家都过得十分清贫。
年少的项与年家中也不例外。从小因为家中贫困，项与年没机会念书，而是一直在家中务农。但年少的项与年聪明机智，在周边小伙伴中算是一个“小领袖”，特别有组织能力。而且项与年虽然没有上学读书，但是也十分刻苦，他每当路过私塾的时候，听到里面传来的朗朗读书声，都会停留片刻，蹲在地上拿起草棍在地上写写画画。
有一次，项与年在南京读书的胞兄项廷爵回乡的时候，看到项与年如此刻苦，便将随身的几本书送给了项与年。第一次拿到书本的项与年十分兴奋，从此以后更加刻苦地去钻研学习，并且将项廷爵当成崇拜的对象。
就这样，慢慢的项与年尽管没有上过学，但是也通过个人刻苦努力，对一些普通的知识也有一定理解。直到1918年，22岁项与年决定要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胞兄项廷爵。而此时项廷爵早已毕业，并且在南京的法院当上法官。
接着，项与年便只身来到南京投奔项廷爵。之后项与年又在胞兄的帮助下，又学习了许多知识，看了许多当时先潮的书籍，项与年的思想也随之变得十分开明且向上。
他看透了封建毒瘤思想的危害，毅然决定担起了责任参加到孙中山所率领的革命队伍。但意外的是，孙中山于1925年因为身患疾病去世。一时间失去了精神领袖的项与年十分痛苦。但再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党员。
项与年看到当时所立下的“规律”，内心十分震撼。因为他找到了真正可以救百姓于水火的队伍。在同一年，他就写了入党申请书，并且很顺利地加入了，成为了一名荣耀的党员。
入党后，项与年热情参加行动，很快得到了党组织的认可，并且于同年年底被委派到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进行党组织工作，并且在当地华侨中有着很好的名声。
但是在1927年，在国外工作两年的项与年突然被遣返回国。回国后，项与年来到上海加入到由周恩来亲自组建的中央特科“红队”工作。说到红队，不得不格外介绍一下这个当时威震敌特的队伍。
红队原是中央特科建立的，也就是由当时主抓情报工作的周恩来一手创立的。因为红队所接触的任务都是比较机密、危险性极高的，所以对于人员的要求非常高，训练强度较强的组织。
红队发展到最强盛的时候，曾拥有40多名行动队员，由于经常执行惩办叛徒、敌特的任务，所以这些队员们几乎全部都是神枪手，而且还都会伪装成普通人驾驶汽车。红队人员不仅装备各种手枪，还有化学手榴弹，一旦遇到重大锄奸任务，还会从外面调来机关枪。
项与年就是在红队工作期间，枪法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也是在这期间，项南是跟随父亲一起生活最久的一次。当时刚刚9岁的项南在上海的一所小学里读书，每天都看到父亲项与年头戴礼帽，身着长袍，一副生意人的打扮，这也是年少时项南心中父亲的唯一形象。
1929年8月24日，广东负责人澎湃、杨殷等领导在上海新闸门路开会的时候，由于被人出卖，被敌特逮捕。当传来4天后就是敌人要迫害同志的日子，项与年与红队人员参加到营救澎湃等领导的任务中。
8月28日，项与年等人在行刑必经之路上海枫林桥，装扮成电影公司的外景队，一早开着几辆开车到达路口。并且很快将摄影机架设在路边，展示出正在拍电影的气氛。而项与年与红队队员们则化妆成导演、演员、摄影师之类的人物。
他们的身上都藏有手枪，并且全部上了膛。道具中还藏有机枪和手榴弹武器。在囚车必经的道口还停着一辆装有大米的卡车，一旦看到囚车出现，大米车马上冲上道口将路拦断，然后项与年等人可以将米袋当成掩体进行射击。
一切都准备好之后，囚车也始终没出现。直到傍晚，项与年一队人收到通知，原来敌人的囚车早在他们赶到之前就穿过枫林桥开往刑场的路上了。就这样，澎湃、杨殷等四位领导同志在8月30日从容就义。
数位烈士被害后，项与年与红队人员全部表示要为他们报仇。就这样，他们调查到了当时出卖澎湃等人行踪的汉奸白鑫的行踪。原来汉奸白鑫出卖情报害死了澎湃、杨殷等人，他想到自己一定会受到“红队”的威胁，所以便想着要出国避避过头，并且准备11月11日准时离开上海。
就这样，在11月11日的晚上，项与年与红队人员在白鑫所在的会馆附近潜伏下来。果然在夜幕时分，汉奸白鑫与国军干部范争波一同出现在门口，准备上车出发。
汉奸白鑫刚刚把车门拉开，突然“啊”的一声，白鑫等几位汉奸全部吓了一跳。刹间，项与年与红队七八个人像从地下蹦出来一样，大喊道：“红队，在此已经等候多时。”
还没等护送白鑫的保镖掏枪，项与年等人就已经开火。瞬间，火光四射，保镖一个个地倒下。汉奸白鑫被吓得慌张地想要捡起手枪抵抗，只听“嘭”地一声，汉奸白鑫也倒在了地上。紧接着，红队所有人又向白鑫身上开了数枪，汉奸白鑫成了筛子。
这次行动中，大汉奸白鑫与范争波等四人全部当场毙命。后来这件事震惊了整个上海滩，包括所有的敌特，从此以后项与年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也越加的困难了许多。
组织上未解决这一问题，认为上海还需要更加多的情报人员。就这样，在1930年11月，一直在武汉进行情报工作的曾希圣被调到了上海，开始做侦察机要工作。
也是在这一年，曾希圣与同在上海工作的项与年接触的机会多了起来，两人志同道合，经常在一起大谈特谈，展望革命胜利后的社会。
曾希圣由于经常去项与年家中，对项与年儿子项南也是格外喜欢，并且经常带他出去买糖、游玩。也是从这样一个时间段，项与年与曾希圣成为了要好的战友。
直到1932年，蒋介石在江西调动了十万大军准备对苏区进行攻击，一时间江西局势危机，项与年应组织上委派，马上就要去江西进行工作。
不过由于项南年龄尚小，加上工作的特殊性，只能再次与项南分离。就这样，项与年将项南托付给了一个上海的老乡张雪澄。
张雪澄与项与年都是福建连城县生人，两家是紧邻的两个村。张雪澄是1905年生人，与项与年相差9年。在张雪澄年少的时候，曾在家乡听到过项与年的演讲，从此内心也是十分向往项与年所提到的外面的世界。
不过张雪澄的家境要比项与年敦实很多，家里有个开药房的叔叔，所以从小的时候张雪澄经常跟叔叔学习。最终在1928年，23岁的张雪澄考上了上海群治大学。也是在上海念书的时候，张雪澄与项与年再次相遇。
从这以后，张雪澄经常与项与年联系，并且向他学习许多新潮思想。而项与年虽然工作的特殊性，必须谨慎对待身边每一个人。但项与年对眼前这个满眼渴望学习新鲜知识的小老乡格外的放心，并且还把家庭住址告诉了张雪澄。不过项与年嘱咐张雪澄不要把他的地址告诉其他人。
也就是从这样一个时间段，张雪澄猜测到项与年是在从事地下工作。所以他从来都不会向同学们提起他身边有这么一个朋友。直到1930年2月，张雪澄离开上海坐上了返乡的轮船。但不幸的是，当路过潮州的时候却发现当地土匪横行，根本没办法返乡，无奈，他只能住在潮州一个朋友家中。
这一住就是三个月，张雪澄发现这么待下去也不是办法，土匪不知何时能消灭。他便决定要返回上海，但却不知道回到上海该干些什么？这样一个时间段他想起了项与年，便写了封信给项与年，希望他能帮助自身找到一份工作。
项与年收到信后，表示非常愿意帮助这个老乡，并且回信表示：可以让张雪澄搬到自己住址附近的楼内住。张雪澄很快便收拾了行李返回到上海。
又过了两个月，张雪澄凭借自己的能力考近了当时职教社办的教师一职，也是从这样一个时间段，张雪澄离开项与年家，来到乡下进行职业教育。
张雪澄正是在项与年的帮助与鼓励下，才正式走上了职业教育之路，所以他与项与年的关系也是十分的亲密，并且非常感激项与年。
直到1932年项与年马上要离开上海，赶往更危险的江西进行情报工作。此时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还在读书的项南。突然，他想到了这个老乡张雪澄，便想着让他帮忙照顾下项南。
随后，项与年便给张雪澄写信表明了自己就要离开上海，希望他能照顾在强恕园艺学校读书的儿子项南的生活。张雪澄收到信后马上回复“让项与年放心，一定会照顾好项南的。”
也是从这一天开始，张雪澄每个月都会给项南送去5块大洋，供他学习生活之用，一直到项南毕业。
而来到江西后项与年已经正式更名为梁明德，并且一直潜伏在江西德安地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的麾下。
而高官莫雄正是的地下党员。他也是曾与孙中山一起干过革命的人，但是从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夺权后便开始排除异己。莫雄为人正直开明，十分反感国军内部的腐败气息，并且与党员都有交往。
直到1930年赋闲上海的莫雄，曾向申请想要入党。不过经过考虑后，莫雄感觉自己留在内部，更能为做出贡献。所以他舍弃入党申请，一直潜伏在蒋介石身边。
直到1933年10月，蒋介石委任莫雄为江西德安区保安司令，并且让他自己组成班子。就这样，莫雄将包括项与年在内的许多党员全部安插在国军内部。（此时项与年已更名梁明德）
此时梁明德在这里充当情报参谋，主要在敌人内部建立党组织。后来在1934年10月初，蒋介石准备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并且召集了200多位师部以上级别的军官一同开会，莫雄作为江西德安区保安司令也参与会议。
会议中，蒋介石制定了前所未有的“铁桶计划”，意在用150万大军分多路围剿处在中央苏区的10万红军。莫雄深知这次计划如果一旦成功，那么对于红军的损失将十分大。他意识到必须要将这份文件赶快送到红军手中。
就这样，他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会议结束后便马上返回到司令部，召集了项与年、刘哑佛等地下党员，将这个情况告诉了他们。项与年等人看完这份情报后，更是身出冷汗，随后马上用秘密电台向中央苏区先通报“铁桶计划”要点。
之后，项与年等人连夜将整个计划内容都用特制药水都密密麻麻地写到四本学生字典上。第二天天还没亮，也就是1934年的10月1日，项与年便匆忙带上文件上路赶赴中央苏区。
起初项与年打扮成教师从德安出发，但当来到兴国的时候，他发现路路都有把守，只要是年轻人都会被敌人守兵抓走。项与年想到自己这样一定过不去的，经过思考后，他用砖头硬是敲掉了自己四颗门牙，将自己打扮成一个乞丐。
就这样，项与年为了中央苏区红军的安危，他忍受着剧痛，硬撑着身体途径了六天六夜，终于到达了瑞金。当项与年将这份文件交给周恩来手上后，周恩来马上着手准备突围，并且于3天后，1934年10月10日，红军开始了震惊世界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真正开始长征后，项与年也并未歇息，而是马上又踏上了新的征程，继续奔波在地下工作的第一线。而就在项与年一直为组织奋斗的同时，他与家人长期处于失联阶段，就连他的女儿已经病死，项与年也全都不知。至于儿子项南的下落，他更是无心顾及，全身心地将所有精力都放在革命事业中。
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已经50岁的项与年向组织上申请要前往艰苦的东北进行解放工作。但是组织考虑到他身体原因，并不同意他前去东北，但项与年意志坚决，最终被派往了如今黑龙江延寿县进行开辟工作。
当时虽然日本已经投降，但是还有残存日军在顽抗。除此以外还有地方反动武装的存在，项与年一路上也指挥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战斗。并且还剿灭了许多地方保安队。经过了近半年时间，项与年于1946年1月24日才到达延寿县。
刚到延寿县城下，还没来及歇息，项与年所率的连队又与当地的反动武装进行了交战。不过武器先进的日军都被打跑了，何况这一些地方武装了。果然这一些地方武装都不堪一击，项与年很快便将延寿县给解放了。
之后项与年成为了延寿县的县长，并且开始了一系列的民生工作。让饱受土匪摧残的当地百姓都解决了无米之炊。项与年在延寿县工作期间，从来都是穿着一件大衣和一条已经缝补十多个洞的灰色毛裤。
当有工作人员提出向上级申请一套新衣服时，项与年却说道：“有的老百姓还穿不上这样的衣服呢，别看它破，只要能防寒就行。”虽然项与年对自己的生活非常苛刻，但是对其他任却是十分关心。
在一次剿匪战斗中，延寿县一个警卫员父亲被土匪打死，但家中还有母亲和妹妹三人相依为命，顶梁柱没了，家中生活十分困苦。项与年得知后，便刻意吩咐民政部门要定期给他们家发放补助，就这样一直持续了八年之久，那一家人才知道这是县长的帮助。
也是因为项与年种种对待人民的事情传出去后，延寿县当地百姓都把梁县长当成了真正的父母官，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原来他的真名叫项与年。就这样，一直到1946年12月27日，项与年离开了延寿县。1949年，项与年又调任辽宁省旅大行署农林厅厅长。
而此时已经31岁的项南也一样在革命事业中发挥着热量。项南在上海强恕园艺学校毕业后，也积极参加到了革命工作中，并且于1938年加入了。
后来由于日寇的破坏，项南在桂林被困，后来在张雪澄向阮南田介绍下，21岁的项南暂时加入到桂林的“职教社”进行工作。
之后项南在桂林与地下党取得了联系，经香港又返回到新四军军部，这一年是1941年。回到新四军后，由于当时战事的密集，项南不断地随着部队转移，也是从这样一个时间段与张雪澄失去了联系。
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后，项南回到上海开始寻找打听张雪澄的住址。后来通过张雪澄原单位打听到了消息，项南则亲自前往看望张老，并且询问关于父亲的下落。
可谓是上天安排，在项南走后不久，张雪澄又收到了一封来自辽宁大连的一封信。张雪澄看到署名梁明德，心中还有疑惑，因为在他的印象中根本就没有接触过这个梁姓朋友。但是当他打开信封看到字迹的时候，一股莫名的亲切感扑面而来，张雪澄断定这字迹就是项与年写的。
信中内容也是项与年询问关于儿子项南的下落。但不问世事的张雪澄只知道项南是在安徽工作，但是具体做什么职位，他却不知。所以他在信中只回复到他儿子项南已在皖工作。
项与年收到回信后十分开心，因为他知道了他的儿子还在世，并且和他一样在为国家效力。就这样，他马上联系了战友曾希圣（此时曾希圣是安徽省第一省委书记）。项与年希望能通过曾希圣找一下自己的儿子。
曾希圣收到项与年的信后，便马上开始四处打听，但是寻找了一年也未曾发现梁明德儿子的线索。曾希圣非常苦恼，这时他找来当时任共青团安徽省委书记的项南，希望他能帮忙找找。然而由于当时项与年用的名还是梁明德，所以项南并没想到改名换姓的梁明德就是自己的父亲。
就这样，项南又接着找了一年还是没找到。直到有一次曾希圣与项南共同下农村搞调查的时候，晚上两人共同在一个屋内休息的时候，也就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一段故事。
真可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原来项南就是要寻找的人。曾希圣与项南面对面会心一笑, 接着项南一下搂住曾希圣，热泪盈眶。
就这样，项南找到了自己离散二十多年的父亲，而梁明德也找到了自己的儿子。这一年是1952年，时隔项与年最后一次与项南分别已经整整二十年。
很快，项南与父亲项与年取得了书信联系，但是由于当时工作的需要，两人并没有抽出时间见面，而是一直奋斗在第一线年，项南到北京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才与父亲梁明德见到面。
这一次借着工作机会的见面，却是父子俩很难得的机会。从此以后他们更多的是通过书信的联系，因为他们心里明白，身为党员就要“舍小家、保大家”。
也就是在这种无私奉献的理念下，就在1978年项与年病逝之时，项南还代表着中国农机出国考察，并没有来得及看到父亲的最后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