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铁桶计划”是如何打破的？因为他的情报红军开始长征

  1934年10月初，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亲自部署了进攻中央苏区的“铁桶计划”。在第五次“围剿”的基础上，企图最终消灭苏区。但沉浸在自我幻想喜悦中的蒋介石，此时还不清楚自己近乎完美的“铁桶计划”，会被一个隐藏在身边的特科人员给彻底打破。

  1934年10月7日，一位衣衫褴褛、脸色惨白的乞丐，跌跌撞撞的冲向苏区的窑洞口，瞬间戒备的警卫还没有靠近老人时，就听到老人用嘶哑的声音颤抖的喊着些什么，隐约间只能听到“周恩来”三个字。

  哨兵盯着全身恶臭的老人，虽然心里有些疑惑，但听到他仅剩一口气还坚持要见周副主席，就立马向周恩来的住处跑去汇报。

  周恩来见到蓬头垢面，嘴角沾满血迹的老乞丐，竟大吃一惊地问：“与年，你怎么成了这幅模样？”

  而这位乞丐就是红色特工项与年，一个为了送情报不惜“毁容”的特工。项与年无力地靠在门口，颤抖着将贴在怀里的绝密情报亲手递给了周恩来。

  就是因为这份情报，中央才决定进行战略转移计划，并开始了全国人民耳熟能详的两万五千里伟大长征。

  1894年，项与年在福建省连城县的一个村庄出生，后期为了工作需要，后改名为“梁明德”。1925年项与年参加了，并被委派到荷属东印度参加当地华侨工人运动，并于1927年被驱逐回国。

  此时的国内正值国共两党合作破裂之际，项与年回国后就进入由周恩来建立的中央特科工作。

  1930年，项与年配合中央特科策划了一起刺蒋计划，并通过情报得知蒋介石将会乘坐从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项与年也提前埋伏在了附近，等着那趟火车靠站。但因为蒋介石临时有事改了日期，才逃过了致命的一劫。

  1931年4月，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叛变，突然地变故让中央受到极大的危害。中央特科的负责人也陆续离开上海，转至中央苏区。机智过人的项与年，通过伪装得以潜伏下来，并成为了上海仅存的特科成员。

  此时原任军师长，北伐时同蒋介石一起共事的莫雄，因看不惯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并成为了中央特科重要的联络对象，并多次暗中为地下党组织提供帮助。

  1933年2月，蒋介石部署了对江西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此时担任江西第四区保安司令的莫雄，准备将计就计与特科商议派人进入司令部。对党事业忠诚，有勇有谋的项与年就这样被派到了司令部，充当情报参谋，并积极地搜索军的情报。

  庐山牯岭会议刚结束，莫雄就冒着暴露杀头的风险，立即向项与年和地下党组织汇报情况，并将一套详细的绝密计划交给了项与年。看着计划实施时间仅剩数日，项与年则立刻用加密电台，将“铁桶计划”的要点通报给了中央苏区。

  而项与年看到计划上敌军具体部署位置、武器配比、进攻路线和口令等，心里一阵寒颤。他认为必须要把这份详细计划报告给党中央，于是就连夜将绝密计划的主要内容用特殊药水译成密码放进字典里，然后装作教书先生，连夜奔赴中央苏区。

  当时几乎整个江西地区都被白兵严防死守，项与年只能白天休息，晚上靠着夜色掩护穿山越岭地绕过岗哨。经过三天四夜的风餐露宿，完全瘦脱相的项与年就连走路都变得吃力。

  而且越往苏区靠近，白军的岗哨就越多，如此一来就算插翅也难逃过封锁。绞尽脑汁的他最后决定装成叫花子，走大路快速通过敌人的封锁。

  但叫花子就应该有叫花子的样子，常年伪装积累的经验让他毅然钻进树林，拿起一块石头，对着嘴巴狠狠地砸了下去，将自己的四颗门牙全部砸碎。顿时嘴里鲜血从嘴角溢出，疼痛难忍。从山上下来的项与年此时已是脸色苍白，面部变形。再加上之前的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活脱脱的一副乞丐样子。

  每次经过敌人的岗哨时，浑身的酸臭味让哨兵都不愿意靠近，纷纷呵斥：“滚、滚！”项与年就这样，凭借着坚强的毅力和坚定地信念，长途跋涉了6天终于到达了苏区。

  1934年10月7日，项与年到达瑞金城，当时周恩来、李克农看着眼前满身污泥的老乞丐几乎认不出来，在他亲手将4本密写字典交到了周恩来手上时，才发现竟然是自己的老部下项与年。

  一时间，两位首长百感交集、无以言表。而此时的中央负责人在破解信息后，不由得暗自吃惊，并庆幸自己没有落入的虎口。

  其实这次蒋介石的“铁桶计划”可谓是耗费最大的一次围剿计划，不惜调动了150万兵力。此外空军方面调动了270架飞机，火炮两百多门互相穿插配合，从不同的方向对中央苏区进行合围。此外在瑞金向外150公里处，军队每前进一华里就要围上一层铁丝网，每前进5公里就要构建堡垒线，并且要求在一个月之内必须消灭苏区红军主力，迅速占领瑞金。

  10月10日，中央做出撤离部署。要求10月12日留下小股部队迷惑大部队，主力趁部署兵力的间隙，突出重围进行战略性转移。10月16日，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便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10月中旬，自以为计划天衣无缝的蒋介石调遣1000辆卡车，运输了12个师的部队包围了苏区。并且在占领几个地方后就放缓了进攻脚步，并已为自己的计划迷惑住了红军。

  在他们准备将缩小包围圈将红军一举歼灭时，才发现了自己所谓的“铁桶计划”根本就没有围住红军，至此整个计划彻底失败。

  在长征途中，项与年中途又被派到了香港执行秘密任务，随后返回了上海，并于1938年参加了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身兼数职穿梭于大半个中国之间。

  征战多年的项与年，其实早已和家人失去了联系。家人身在何方，是生是死全然不知，对家人的思念却始终是他心里过不去的梗。但他却不知妻子早已入狱，女儿也身染重疾早已不在人世。唯一幸存的儿子项南，成为了项与年唯一的寄托。

  在上海期间，项与年曾看望过半工半读的项南。但第二天就带领着两名爆破队员去了南京，完成了炸毁敌人运输线岁的项南，望着行迹匆匆的父亲，甚感奇怪，他不知道父亲是什么人，从事什么职业，在他眼里，父亲始终是个迷，甚至这个迷还给我们自己所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时间来到1943年，苏北整风运动中要求，只要是革命干部都必须要清楚地说出自己的出身、父母身世和收入来源。但连父母都不了解的项南却什么都说不出，父亲是什么人，做的什么工作，家庭以什么为生计等等一概不知，就因为这一些原因，他一度被人怀疑为奸细。

  在经过审查人员对他提供的模糊信息做多元化的分析时，猜测他的父亲很可能是地下党员，一脸无措的项南也只是无奈地回答“可能是吧”。

  如果不是当时的负责人比较开明，他不但党途会被迫中断，甚至有可能背着一个革命奸细的身份过一辈子了。在当时的革命斗争环境下，连自己的家庭身世都说不清楚，就只能被安排在实践中考察了。

  而此时的项与年，正在陕西关中区委任统战部部长，因为和妻儿失散多年，同样对自己儿子的职业、身份一无所知，即使这些年多方托人打听，也没有半点音讯。

  1949年全国进入解放阶段，他在某次任务时偶然听到自己的儿子参加了革命，并且在安徽某青年团机关担任干部。于是他便委托了自己的好友安徽省曾希圣，希望能寻找自我失散多年的儿子。

  就在这种阴差阳错的缘分之下，曾希圣在一次会议结束后委托省团委书记帮忙寻找老战友的儿子。省团委书记只得到消息“这位姓梁的青年是一位团级干部”。回去后的书记将花名册上所有姓梁的干部都找了出来，但因没有详情信息很难继续分辨。

  为了方便寻找，曾希圣告诉他自己的战友叫梁明德，老家在福建，30年代在上海从事地下党工作，在八仙桥一带居住。

  就像上天故意地安排一样，这位团委书记就是项南。但他不清楚自己日夜思念的父亲，实际上的意思就是化名后的梁明德。但听到老书记的描述，项南表明了自己的老家也是福建，也在上海读过书，并且就住在法租界维尔蒙路德润里24号。

  听到这里，曾希圣的眼里有了光，在随后追问几个问题后，终于确定眼前的这个人就是自己老战友苦苦寻找的儿子项南。虽然之后项南和自己的父亲取得了联系，但是因为全国处于刚刚解放的状态，双方工作都比较紧张，始终没见面的机会。

  直到1953年，两父子阔别20年后才在北京得以见面。但这次相见也只是短暂的对话，随后二人又因为繁重的任务，匆匆回到了自己的岗位。

  文革时期，两人纷纷落难。项与年在1972年后回到了老家，但自己的党性却绝对没丢。他回到家乡第一件事就是交了1500元的党费，然后个人捐赠5000元，帮助家乡修了公路。

  1979年，得到上级领导的许可，希望项南立刻将革命老人接往北京落户。但此时老人已经患有严重的肺炎，根本经受不住长途跋涉的辛苦。当地书记写信表示：“只要老人病情好转，就立刻护送其去北京。”

  此时工作任务繁重的项南又出国考察，就这样一直期盼着回来就能见到父亲的项南，最终也没有等到这一天的到来。

  1978年10月2日，项与年因病去世。正在前往机场的项南无法抽身回去，只能委托妻子赶赴家乡料理丧事，经历历史动荡为国牺牲家庭的两代人，最终连最后一面都没能相见。

  项与年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这样一位为党贡献一生的老党员，甘愿藏在历史的背后，做一名默默无闻的英雄。一门两代，忠党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