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大选2024·特写｜堡垒、新领土和“变得更像俄罗斯”的小村庄
今年38岁的莫斯科人尼基塔曾是一名跨国金融公司的资深白领。俄乌冲突爆发后，他成了同龄和同圈子人群中的“逆行者”。
2022年开春，尼基塔看到周围工作环境的动荡。很多年轻的同事们想要另谋出路：他们有的尝试跳槽去俄罗斯本土公司；有的继续留下；还有的试图出国，即使不能一步到位去西欧，也可以先辗转到黑山、土耳其等国家，之后再制定新的计划。
但这几条路对尼基塔没什么特别的吸引力，莫斯科CBD的钢筋水泥丛林已使他心生厌倦。早在战前，他就心心念念到乡下去长住，2022年燃起的战火使他下定了最后的决心。看到大家各自筹划前路，他没有多想，出发前连家人都没告知。
“那时每天都被媒体和‘电报’频道里的信息轰炸，后来部分动员的消息也搞得人心惶惶。我想着去乡下还能图个清净，于是没和任何人商量，辞了职抓起行囊就走了。”尼基塔告诉澎湃新闻（）。
选择来到莫斯科东南部坦波夫州的A村后，尼基塔成了一名“乡村教师”，薪水已不只是“腰斩”，而是变为原先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这令他的老父亲着实有些恼火。每次回到莫斯科，都要受到父亲的好一顿数落。
小村子只有六七条道路，居民满打满算不过600多人。按照一些政治学者的说法，这类村庄的居民构成了总统普京的选票基本盘。在尼基塔所在的A村，情况正是如此。不要专业民调，也不用社会学家来做田野调查，只要走在村里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随便问两个上了年纪的居民，就能得到这个结论。
“他们会告诉你，我儿子在打仗，他是在保家卫国，而且他还会寄钱来补贴家用。”尼基塔说。
当地时间2024年3月3日，俄罗斯克麦罗沃州，一名选举官员走在塔什塔戈尔区的卡尔巴利克村。本文图片均为视觉中国 图
在2024年15-17日举行的俄罗斯大选中，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网站当地时间3月18日发布的最新信息，全部选票均已计票完成，初步多个方面数据显示，现任总统普京获得76277708张选票，得票率为87.28%。
2018年的上一次总统大选时，2014年所谓的“克里米亚效应”早已经消失，大选没有在村子里引起什么波澜。但今年情况完全不同了。除了号召大家去投票的大选海报，更加随处可见的是与“特别军事行动”相关的元素：圣乔治丝带（俄罗斯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而创造的一种丝带）、征兵广告、俄罗斯和苏联旗帜等等。
乌克兰社会学家沃洛迪米尔·伊申格此前告诉澎湃新闻，俄乌冲突爆发后，不少西方学者和媒体聚焦乌克兰一方的民众动员。出于鼓舞乌方士气的需要，自下而上的民众组织支援前线的活动被着重关注。这些民间热情并非为乌方独享。实际上，有社会学调查显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以外的一些俄农村地区具有类似强度的战时爱国情绪。
由于A村的学校缺乏教师，尼基塔要承担的远不止英语课的教学任务。他来自首都，见多识广，还曾经多次出国旅行，于是校长让他同时给孩子们上地理和历史课。
“一开始我想，不就是初中的文科基础课嘛，有什么难教的，还能多赚点工资。所以我一口答应下来。但后来事实上我的想法还是太简单了。”尼基塔说。
尼基塔口中的“难”并不是说初中教材内容有何艰深之处，而是教师难以把握授课时的叙事方向。随着与西方关系的紧张，俄罗斯基础教育阶段中的历史教学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尼基塔自觉是个对自己祖国历史怀着自豪之情的人。像大多数莫斯科人一样，他的祖父辈曾在苏联旗帜下浴血奋战，留下很多家族传奇。大家庭的成员身上则体现出那个庞大的多民族联盟留下的世界主义印记：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鞑靼人、犹太人……都曾走入过这个家庭，这在那个年代也是司空见惯的事。
从小耳濡目染之下，尼基塔对俄罗斯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一面比较习惯，加之他又有很多国际旅行经验，所以很少去主动谈论和夸耀俄罗斯民族自身的伟大和光荣。
当地时间2024年2月21日，顿涅茨克地区，俄军索马里独立突击营的军人在俄罗斯特种军事行动区接受训练。
按照如今历史课本的描述，从15世纪以来，俄罗斯民族作为基辅罗斯的正统继承者，先后打败了蒙古帝国，吞并喀山汗国、克里米亚汗国、西伯利亚汗国等，向西伯利亚方向扩张，近代又打败拿破仑和希特勒，作为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超级大国，与美国并肩。苏联解体仅是插曲，普京总统正带领俄罗斯重新崛起为新的超级大国。
但在一次外校教师旁听的公开课中，尼基塔不小心犯了个“小错”。讲授早期基辅罗斯历史的时候，他没有按照新版历史教材的说法，淡化来自北欧的维京人对基辅罗斯，乃至之后沙俄历史的影响，而是不经意引用了乌克兰历史和考古学家的说法，用一些乌克兰境内的考古发现佐证维京人对基辅建城的作用。不仅如此，他还提到了波兰-立陶宛文化和基辅罗斯之间的一些联系。
“有两个外校老师提出了反对意见，还跟校长说了这件事。还好校长比较包容，提了一嘴就过去了。”尼基塔苦笑着说。
微妙的变化不只发生在历史课上。在尼基塔的主课英语课上，他注意到一些学生的态度变得不那么认真了。经过几次谈话和询问，他发现，原来问题出在学生家长或祖父母的身上：有些上了年纪的村民开始认为英语是“敌人的语言”，这种观点在家庭谈话中影响了孩子，让他们对英语课也心生反感。
与迟迟不能习惯进入战争的都市中产不同，A村的村民们似乎很快就适应了俄乌冲突下的“新常态”。已经在那里居住了近两年的尼基塔回忆，刚开始村里确实出现了一阵恐慌，但这很快过去，因为大家都相信俄军能够迅速完成克里姆林宫宣布的“特别军事行动”。然而随着形势胶着，“闪击战”告吹，俄军不得不从基辅郊外撤走，人心又开始浮动起来。
“真正看到周围人感到担忧还是2022年的9月左右。”尼基塔提到了俄军在哈尔科夫前线受挫，俄国内开始部分动员的时间点，“因为即便是车臣战争时也没有这种规模的动员”。
不过这种情绪并没有持续很久，毕竟，这是一个对战争记忆并不陌生的村庄，从卫国战争，到阿富汗，再到车臣，村中几代人都有参与。更何况，俄罗斯政府还让战争经济加速运转，使得很多普通人卷入其中，成为利益相关者。
首先是参军人数变多。有至少三个尼基塔的学生家中有人报名参军，另一名学生的哥哥此前已经是俄军的合同兵，作战经验比较丰富，他在2023年阻击乌军反攻时因摧毁了一辆西式步兵战车而得到额外奖励。
“这让阿列克谢（学生的名字）感觉到很自豪。他甚至变得有些不一样了，开始对军事装备特别感兴趣，今年还想报上自己的姓名去参加军事夏令营。”尼基塔说。
据俄罗斯媒体分析报道，2023年，俄国防工业和其他与军队需求相关行业的生产同比增长了35%，涉及军事基建和重建的建筑业增长率也达到15%。如此大规模的战争经济扩张自然将乡村地区牵入。从2022年底开始，A村里不断有人离开家，成为军工生产的工人，或者到新占领的地区加入建筑施工队。
但所谓战争让俄罗斯“经济过热”似乎更多是一种困境中的戏谑，一种不幸中的万幸。至少在俄主要城市，西方施加的制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外国品牌纷纷离去，公司和个人的跨国金融交易都受到严重影响。在普通人中间，尼基塔原先的同事们就是受到冲击最大的人群之一。
2022年以来的西方制裁主要是对准俄罗斯中产或更富有的人，意在分化俄精英层和殷实中产阶级的凝聚力。比如，中高收入阶层不能去欧美旅游的制裁。赴欧美的留学生被遣返、中断学业的现象普遍发生。原来有志于赴西方留学的俄罗斯年轻人今年以来已失去了申请的资格。
然而，在像A村这样的地方，这种力度不可谓不强的措施似乎带来了某种反效果：
“现在那些莫斯科的有钱人不能动不动带家人孩子往国外跑了吧！”“是啊，俄罗斯有什么不好的，非要跑到敌人那里去？”“去巴黎、伦敦度假购物难道不算资敌吗？”这些是街头巷尾常常能听到的议论。
尼基塔发现不能用自己此前所在圈子的遭遇来试图取得新邻居的理解。而且时间长了，他也认为，抛开这些评论中夹杂的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东西，邻居们的观点并非全然无稽。
“其实不得不承认，所谓的都市精英们在战前是很格格不入的。他们，不，是我们，”尼基塔发出有些羞涩的笑声，仓促改变了主语，“总是购买西方品牌，去西方度假，使用西方网站，和西方人打交道，仿佛忘记了俄罗斯还有乡村的存在。但现在，似乎大家又被拉到了一块儿，使用同样品牌的产品，看同样的电视节目，在同一片土地上忙碌和休息。也就是说，在村民们眼中，战争让俄罗斯终于变得更像俄罗斯了。”
一场战争引起如此令人始料未及的作用，未免有些荒诞和讽刺，交战双方的战略分析者们或许都会对此感到意外。然而，在广袤的俄罗斯国土上，A村的情况远非意料之外的偶然，相反，它仅是千千万万个地处俄罗斯腹地的小村镇的缩影。在俄罗斯独立导演为德国电视台摄制的一档纪录片中，另一个名叫叶利尼亚的小镇同样展示出当代“深层俄罗斯社会”的一些风貌。
在那里，苏联卫国战争遗产占据了镇子里的公共生活，几乎所有的节日、仪式和集会都围绕着那场战争。80多年前，为了给关乎苏联存亡的莫斯科保卫战赢得准备时间，红军部队在绝对劣势下坚守叶利尼亚多日，为此付出极大伤亡。激战过后，红军终于拖慢了纳粹德国军队前进的脚步，在一排排倒下的红军士兵身后，拱卫莫斯科的防线得以构筑起来。
不过，80多年前的事情毕竟太过遥远，直接当事人大多已经离世。多年以来，小镇逐渐走向衰朽破败，年轻人不断流失，苏联时期的基础设施早已严重老化。对于仍然留在那里的居民而言，时间仿佛冻结了。
但俄乌冲突打破了这个状态。2022年2月24日以后，不断有俄罗斯媒体踏入这座原本安静的小镇。他们的报道目的很明确：聚焦小镇的光荣历史，用苏联红军的牺牲来唤起俄罗斯公众的爱国主义热情。于是小镇的人气又开始聚集，一些人还专程旅行过来参观战争遗迹。
也就是说，在乌克兰燃烧的战火仿佛让沉寂数十年的叶利尼亚镇复活了，居民们感到外界，甚至全国的注意力都重新集中到了叶利尼亚。
“他们说从军不是女人的事，但没什么工作天生就是男人的事。我们能挖战壕，我们能治伤患，是我们大家带来了战斗力！”
十六岁的叶利尼亚女孩玛莎身着迷彩服，唱着这首献给卫国战争苏联女兵的《穿军装的女人》，在小镇的胜利日演出上收获了阵阵掌声。她是小镇中学里无可置疑的好学生，上课总是坐在第一排，每每老师提问，她都抢着举手回答问题。而她最擅长的，是在历史课上复述伟大卫国战争的历程，那些重大战役的时间、地点、经过她都烂熟于心。
带着父母、老师和镇民的寄托，玛莎一直在辛苦排练，希望在城里的青少年歌曲大赛中拿得名次，并给莫斯科来的权威评委们留下良好印象。然而，在一众流行音乐节目的竞争之下，首次参加大赛的玛莎有些紧张，最后没能取得预想的好成绩。和那些唱着西方歌曲，穿着性感时髦的同龄女孩在一起，身着军装、别着圣乔治丝带的玛莎在登台前还不忘在胸口划十字祷告，她的气质显得十分格格不入。
这是一种孤岛感。玛莎，叶利尼亚镇，或者说整个俄罗斯，就像一座孤零零的堡垒，独自面对全新的外部环境。从叶利尼亚的居民视角来看，过去俄罗斯遭受了太多的不公，从苏联解体到2010年代，尊严在西方面前掉落一地。如今生活困顿，前途黯淡也就罢了，现在似乎他们一直引以为豪的伟大历史也受到了威胁。
“苏联人民——我们的祖父母们——为了卫国战争胜利奋战了四年，千万条生命被吞噬。他们不仅解放了自己的土地，还解放了整个东欧。但现在，正是那些被解放的欧洲人的后代们，竟然不敢承认他们的父母、祖父母曾经饱含感激亲吻了红军士兵的面颊和T-34坦克的履带。他们应该为健忘症感到羞耻！”在一场统一俄罗斯党的集会上，叶利尼亚镇的镇长背靠红军战士雕像和刻有“永志不忘”字样的纪念碑，面对一排排手持祖父辈照片的“不朽军团”人群，发出了对欧洲的愤怒指责。
“西方从来就没接受过我们，也永远都不可能这么做。”2022年开战之后，在数百公里之外的A村，尼基塔的邻居谢尔盖也对西方发出了类似的不满。
“但乌克兰毕竟有我们的亲人，这真的是最好的方式吗？”尼基塔试图把话头转回每日的新闻头条。
“哦，是吗？或许你会给我大谈国际法，或许你还可以讲述乌克兰人的遭遇，但没有人切身体会过我们的屈辱感，知道吗？没有人。”谢尔盖预判了话题的方向，用带着愤懑的眼神回应着尼基塔有些“出格”的言论，“先是戈尔巴乔夫，后来又是叶利钦，现在是普京，我们总是在后退，你看不到吗？”
俄罗斯坐拥世界面积最大国土，军队规模庞大，还有威慑力十足的核武库，其民众普遍对自身军事力量感到自信。因此，外人并不是特别容易设身处地体会俄罗斯的安全困境。
当地时间2023年5月9日，俄罗斯莫斯科，在纪念二战结束78周年的红场胜利日阅兵式上，军人列队行进。
尼基塔如此向澎湃新闻记者解释这种对安全的“偏执”：“我不和你说一大堆历史了，就一条，在俄语里‘安全’这个词是безопасность，字面构词上是‘没有危险’，这和英语、法语、德语的构词方式都不一样，恐怕也和中文不一样吧。”
“语言能反映人下意识的思维方法。所以，你能够正常的看到俄罗斯人观念中有多么害怕外来的危险。”他说。
事实上，这种心态也体现在了俄罗斯官方的话语之中。为了应对西方制裁和外部风险，俄政府制定了一揽子策略，其中被命名为“俄罗斯堡垒”（Fortress Russia）的计划旨在加大俄经济和社会的自身韧性，逐步降低对西方依赖。其实，早在与西方尚处于“蜜月”的2005年，就有俄罗斯官方智库在题为“俄罗斯堡垒”的政策文件中建议，一种大大降低对外依赖的“孤立主义”政策（乃至世界观）从长远来看是可行的。
“所谓‘孤立主义’是指一种国家存在模式，政府仅仅建立和维系相对有限的对外接触。在公共生活的所有领域，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和宗教等，（俄罗斯）与外界的互动都应相对受限。如此，外部力量（对俄罗斯）的影响将显著小于内部因素的影响。”该文件如此给出了定义。
到了2014年，上一轮乌克兰危机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金融和经济等领域对俄罗斯先后进行了90多轮制裁。从那时起，俄罗斯开始按照该文件的理念，尝试建立一套有抵御能力的、自给自足的“堡垒”体系。减持美元，发展自己的支付系统Mir，改变贸易对象国等等，都是“俄罗斯堡垒”在经济领域的体现。而在政治领域，强化意识形态、禁止外国NGO等措施也相继出台。
同时，回到那篇顶层设计“俄罗斯堡垒”的文章，俄政治精英认为，孤立主义意识形态的基底，是通过设计新理念，而不是靠政治禁令来实现的。“俄罗斯堡垒”是对俄经济、社会和外交政策内在的修正。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激活”它让俄罗斯应对下一场冷战或热战。而当外国不再威胁俄罗斯的时候，应该放下该理念，重新回归包括西方在内的国际社会。
此外，“俄罗斯堡垒”应避免让俄罗斯人回想起苏联时期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毕竟无止尽的排队景象已成为了几代俄罗斯人的噩梦。因此，“俄罗斯堡垒”将是一种尽管相对封闭，却遵循市场原则的运行体系。尽量维系普通人的生计，某一些程度上成为决定“堡垒”能否屹立不倒的关键。
尽管目前大量俄罗斯人都高度认同俄罗斯必胜，支持普京政府，出乎了西方舆论的意料，但一些俄方的智库和民调机构也认为，这种认同感未必能长久保持。
按照一些西方分析者的说法，克里姆林宫为此次选举设定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即普京要获得创纪录的得票率（80％以上）以及选民们非常高的投票率（70％以上）。
战争已成为2022年以来俄罗斯政治的核心，深刻影响着所有重大的政策和决策。但战争并没有成为总统大选压倒一切的主题。
事实上，尽管前线的战火依然激烈，胜负未分，它在大选中的存在却是相对隐性的，没有居于绝对中心位置。这背后的原因是：战场的回声并不是很受欢迎。
普京在2月29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虽然在开头和结尾处赞扬了俄武装力量所取得的成就，但咨文的大部分内容——这是他自1999年首次担任总统以来发表的19篇咨文中最长的一篇——主要罗列了内政的成就、计划和目标，与“特别军事行动”本身就没有直接关联。
另外，普京的高支持率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掩盖了总理米舒斯京的受欢迎程度。西方大举经济制裁的背景下，米舒斯京也拿到了较高的支持率。因此一些观察家认为，俄民众对米舒斯京的接受度其实显示了他们对俄内政和民生的关心。
根据列瓦达等民调机构的调查，真正热衷于支持军事行动的俄罗斯人并没有想象的多。调查的最终结果显示大多数俄罗斯人倾向于开始和谈，尽管他们口中的和谈与乌克兰人所设想的和谈可能在内容上大相径庭。
从长远来看，农村地区的俄罗斯人还会有更多麻烦需要担心：人口更少的下一代可能会看到一个功能日益衰退的俄罗斯，其道路、住房、学校、医疗保健和其他基础设施都将持续恶化。
因此，对于持续渲染“乌克兰倒了会轮到欧洲”的西方舆论，尼基塔和很多村民们一样感到有些可笑。“西方人到底是搞不对这一个道理：俄罗斯的问题不是想占领世界，获得无穷无尽的土地。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从哪里弄来足够的人，把现在已有的广袤土地填满，让它不至于荒芜。”尼基塔说。
与2018年的选举相比，今年又有四个新的“州”加入其中，分别是卢甘斯克、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这些土地上的人口首次参加俄总统选举。
顿涅茨克人卡丽娜来自一个典型的苏联式多民族家庭，祖辈从苏联各地迁居而来，共同生活的亲属没有缺席卫国战争和工业建设等苏联的标志性历史时刻。她的身上有鞑靼、俄罗斯和中亚血统。
“五湖四海的苏联人来到顿巴斯，在这里抗击德国法西斯、参与采矿和工业建设，最后结婚生儿育女。这不光是我自己的‘家庭神话’，更是成千上万顿巴斯人真实的家族史。”卡丽娜此前告诉澎湃新闻。
当投票在3月15日拉开序幕时，卡丽娜早早赶到投票站投票。与大多数俄罗斯人一样，卡丽娜明白选举的结果不会有什么意外，然而，对她而言，此次投票仍有一层特殊意义。
当地时间2024年3月15日，顿涅茨克，民众在投票站参加俄罗斯总统选举投票。
自从2022年2月24日以来，卡丽娜家中有多人参加了民兵组织。她的哥哥萨沙早已进入军营，成为顿涅茨克第一军的军官。这是一支多由本地人组成的民兵部队，其前身早在2014年基辅“广场革命”后就开始与乌政府军作战。十年战斗之中，双方可谓结下“血仇”。随着俄乌冲突全方面爆发，俄军大举进入顿巴斯，第一军也逐渐正规化，被整合进俄军的指挥体系。
卡丽娜的丈夫和父亲都已穿上了军装到前线参战。年逾五十的父亲曾经是苏联军队中的一名基层军官，但已经退役近三十年，早已失去了大部分军事技能。
“我告诉爸爸，你年轻时已经履行了军事使命。但他说，我怎么能把萨沙一个人丢在战壕里。于是他背着一个打包好的背包，不问我，也不问我妈妈，一个人去了招兵点报到。”卡丽娜说。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其他俄军单位的配合下，顿涅茨克第一军正面参与了对马林卡、阿夫杰耶夫卡等顿涅茨克西郊卫星城镇的攻击。这些城镇被占领后，俄乌两军的交火线被推到了更西边，炮火渐渐远离顿涅茨克市区。对于卡丽娜这样自我认同为俄罗斯人的当地人而言，大选的顺利进行意味着顿涅茨克的“腹地化”，当地的日常生活变得更安全。
“萨沙他们是顿涅茨克的英雄。天明白他们没有把乌克兰人从马林卡和阿夫杰耶夫卡赶走的话，我们还得挨多少炮击。”卡丽娜说。
当然，并非所有当地人都像卡丽娜一般将这场并无多少悬念的大选视为必须参与的盛事。卡丽娜坦言，有的邻居没有去投票站，而他们往往会受到选举工作人员的拜访。这些人带着投票箱，上门劝告未赴投票站的居民行使选举权。
大选仅仅是俄罗斯深度嵌入当地政治和公共生活的一个环节。在总统选举以前，俄罗斯政府一直在鼓励新占领地区的居民更换俄罗斯护照和身份文件，一些社会福利的发放也与此挂钩。如今，不单单是护照，一切个人文件都要更换，驾照、不动产权证明、公证材料等等。当地小学和中学的老师早已开始使用俄罗斯教材。
新“领土”与俄罗斯腹地的交流同样变得更深入。一名正在卢甘斯克读大学的当地女学生告诉澎湃新闻，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她所在的大学常常暂停正常教学，改为在线年下半年开始，由于炮击频率下降，学校又开始了线下授课。不仅如此，校方还频繁组织学生去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城市游学，参观博物馆、历史遗迹等等，接受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
“冲突爆发前我在学校还有几个认同乌克兰的朋友，她们有的去了基辅，有的在欧洲当了难民。她们离开家乡，忘却自己的身份，斩断和家乡的联系。我不想过那样的日子。”她回忆说，同时坦白说自己在选举中将把票投给普京。
“我出生时普京就是总统。参加投票唯一的理由是我可以确认自己的身份。就像那些十年前在基辅的广场上自豪喊出自己是乌克兰人的年轻人一样，我只是想拥有同样的权利，选择我认同的文化，并且不受他人置喙。”